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，“必须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，增强微观主体活力，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”“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，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”。

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认为，在农业供给侧改革方面，不能再简单按照过去的模式去恢复生猪生产，因为生猪减产的原因很复杂。未来，应该推动规模化、绿色化、循环化的养猪模式。比如，养殖业的粪污如果能够得到合理利用，也能成为巨大的资源。下一步，应该一步到位，拉长养猪产业链，企业不光卖猪肉，还能生产生物天然气。这样做有三个好处，一是可以解决污染问题，二是能给企业带来好处，三是也能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。

在制造业方面，杨伟民表示，我们已经在钢铁煤炭做了去产能，今后应该通过去僵尸、去落后产能和通过扩消费、扩优质产能“两手抓”，来巩固去产能成果，这应该是制造业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。僵尸企业的危害之一是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，间接增加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。各行各业都应通过“去僵尸”的方式来处置这些落后产能。

杨伟民表示，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对房地产的表述放在“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”的标题下，进一步突出了住房的居住属性和民生属性。我国住房问题已从总量不足转化为结构性供需矛盾，相当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和每年新增800万大学毕业生，他们在一线或二线城市，但买不起或租不起功能较齐备、环境较好的住房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“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，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，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，大力发展租赁住房”，这四句话都是在强调供给，要求增加住房短缺城市的住房供给。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“稳字当头”，稳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。只有经济稳了，我们才有条件去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。也只有稳了，才有能力和底气去应对外部的风险挑战。

“稳是我们的底气和条件所在。稳的基础上还要求进，进就是要高质量发展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也是要推动高质量发展。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保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实现，为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打好基础。”王一鸣说。

王一鸣指出，不要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就放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要把稳定经济运行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，既要科学合理地逆周期调节，又要持续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用力，把两者有效结合起来，以达成既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，又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的目标。

王一鸣认为，下一步，还是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、稳定性，用政策的稳定性来对冲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因素，要更好地运用好逆周期调节的工具，来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。

如何做到“稳”？王一鸣表示，首先，积极的财政政策还需要提质增效，不仅要加大力度，还要提高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，把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，使得量、质都有所改善。第二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，所谓适度，就是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，解决货币政策的传导问题。如何使得更多资金流向中小企业、制造业和实体经济，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。第三，就业优先政策现在也纳入到了宏观政策的层面，目前就业结构性压力有所增大，要继续用好就业优先政策。
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，要坚持巩固、增强、提升、畅通的方针。王一鸣认为，“巩固”，是要巩固过去三年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果，比如减税降费政策、僵尸企业的处置、农业特别是生猪的供给保障等，都是需要巩固的。“增强”，除了要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，还有一个重要内容，就是要增强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原始创新能力，来支撑战略性产业发展，推动制造业升级；“提升”，就是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；“畅通”，关键是要畅通生产要素的循环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，当前我们面临多重任务，是因为我们面临多重挑战，总的来说是前进中的挑战，变化中的挑战，也是成长中的烦恼。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交织在一起，周期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交织在一起，总量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，经济社会问题互相影响。这些都要求我们有多重目标。

“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方法论，就是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，加强全局观念，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。”蔡昉认为，平衡多重目标，还是应该落在一个主线上，将“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”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。在此基础上，可以把多重目标变成统一的、协调的，发挥协同的力量。

蔡昉认为，必须要用进一步改革开放以及创新提高生产率的方式，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。企业层面，要靠创新，靠新技术。政府要做的是如何让企业愿意去创新，让有效率的企业进来，让生产率低的企业出去；让有竞争力的企业活，让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死。这种进退生死，也就是熊彼特所称的“创造性的破坏”。

“在经济学家来说，创造性破坏就是创新的同义词。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什么？破坏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，没有效率的产能，没有效率的产业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条，不能破坏，也不能伤害任何人。”蔡昉说，这就需要我们形成充分兜底的社会保护网络，企业尽管去进行充分的优胜劣汰，但是人一旦离开岗位，我们有失业保险，有最低生活保障，同时要加大就业的公共服务，进行充分培训、职业介绍，尽快安排到其他岗位上去。

蔡昉认为，以就业为依据来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力度和调节时机是最好的。目前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在5%左右，相当于是没有周期性影响的自然失业率，就只是结构性的失业和摩擦性的失业，这两种失业随时都会发生，没有周期影响。因此，以5%这个失业率为基准，观察到有缓慢上升的趋势的话，我们就应该假设会出现周期性的冲击。这个时候，就是逆周期政策出台的时机。如果及时出手，就可以把我们的逆周期调节变成微调，变成适度的调节，而不会产生大水漫灌的效果，也不会积累债务等其他不利的因素。（编辑：荣誉）